藏传佛教的历史

藏傳佛教的歷史一般可分兩期：前弘期和後弘期。前弘期佛教就是西藏佛教發展的前一個階段。始於松贊幹布時代，終於墀惹巴僅末年。大約641年至841年，前後約二百年。

一、前弘期佛教發展的情形，可以分為三個主要時期：

1、松贊幹布時期（初興佛教）

根據歷史事實，佛教傳入西藏，並被藏族所接受，是在松贊幹布時代。西元七世紀時的松贊幹布時代，正當中國的唐朝，是中國的大乘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如果將西藏佛教與日本佛教相比較，就可以察知日本佛教的形成幾乎全是以漢傳佛教為基礎。而在西藏佛教中，漢傳佛教的比重則遠遠不如印度佛教那樣大。

松贊幹布初娶尼泊爾公主，攜來不動佛像、彌勒菩薩像、度母像等（不動佛像現供在惹摩伽寺，彌勒像等現供在大昭寺）。後娶唐朝文成公主，又攜來釋迦佛像（相傳為佛在世時所鑄造，現供在大昭寺正殿中）。

松贊幹布又使尼泊爾塑像匠人，按照松贊自己的身量，塑一尊觀音像（現供在大招寺北廂殿中）。

總之，在這一段時期，藏地才開始有佛教，建築寺廟，創造文字，翻譯經典；同時也制定了法律，教育民眾，使西藏民族逐漸強盛文明起來。在西藏佛教的形成過程中，與漢傳佛教相比，印度佛教所起的作用則遙遙領先。

2、赤松德贊時期（建樹佛教）——蓮花生入藏

吐蕃王朝後期，佛教事業，一度廢弛。有人藉口過去幾代藏王的短壽，和國家的兵連禍結，將這些事情都歸罪於佛法。當時的赤松德贊即位時才十三歲，並沒有掌握行政實權，而輔佐他的大臣們卻大權在握，大肆破壞松贊幹布以來在西藏建立的各種各樣的佛教堂宇，驅逐從印度、中國、尼泊爾等地入藏的僧人，對佛教進行了種種壓制。

赤松德贊成年以後，知道祖先弘揚佛教、深為信樂，採取了尊重佛教的立場。從中國、印度、尼泊爾、喀什米爾等地迎請通曉佛教的學問僧，譴特使到摩揭陀國請來了那爛陀寺有名的學問僧蓮花生。

當時自然災害頻發，瘟疫流行。不信佛教的人，就說是弘揚佛教之過，請藏王停止弘法，民間喧擾不安。藏王請問靜命論師，靜命說須請蓮花生大師來才能止息災害，自己也就暫回尼泊爾。藏王又派人去迎請蓮花生大師。蓮花生大師到藏後，適災害止息，才又接靜命論師回藏。

蓮花生到達西藏以後，與唐朝大乘和尚（又名摩訶衍）進行了法論，這次法論以印度方面的蓮花戒大獲全勝而告終。由於這次法論，以大乘和尚為代表的當時的漢傳佛教勢力幾乎在西藏完全消失，蓮花生等人的印度佛教卻在西藏獲得了優勢，在印度佛教史上，屬於秘密佛教。特別是他們兩人都有很深的密教造詣。由於這次法論，漢地僧人基本上被趕出西藏，於是，如前所述，印度佛教史上傑出的密教續部學僧在西藏大力宣揚其教義。進而形成了西藏的密教，確立了西藏佛教的密教特點。

赤松德贊這些使佛教興旺的活動，顯然不是他一個人的意志就可以進行的，其背景是親佛派的高級官員與排佛派的高級官員以佛教和本教為軸心而展開的權力之爭，親佛派勢力以他們各自的權力為後盾，依靠赤松德贊進行了復興佛教的運動。不巧在西藏出現了雷電、冰雹等不吉利的災難，於是，這些災難就成了延請蓮花生入藏的直接理由。

在鬥爭中，宗教的優劣則是以各自所具有的咒術力量的強弱來決定的。為了與咒術性的本教相抗衡，佛教也不得不用自己所具有的咒術性的部份與之對抗。因此，作為佛教咒術的鬥士，蓮花生因寂護的推薦被請入西藏以後，就加入了佛、本之爭的行列。

3、墀惹巴僅時期（發揚佛教）

墀松、牟尼、牟底諸王時，一面雖盡力弘揚佛法，一面也常以武力征服鄰近的其他民族，尤其與唐朝，時而和好，時而戰爭。直到墀惹巴僅時代，由諸佛教大德從中調停，在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唐朝與西藏才達成和議，建立了和盟碑，戰事才停息。這一時期，顯密方面的教典，可以說都大體具備了。

這一段時期中，從印度請來的譯經大德，多系中觀見；因此，這一期西藏佛教的見解，主要是中觀正見。在密教方面，都是在中觀正見和發大菩提心的基礎上，傳授灌頂。受灌頂後，嚴守各部的三昧耶戒，進修有相瑜伽的增上定學，和無相瑜伽的增上慧學，由此而得世出世間各種悉地。

二、西藏後弘期佛教

1、朗達瑪滅佛

蓮花生以後大約一個世紀，到了朗達瑪執政時代，朗達瑪於841年（唐武宗會昌元年）對西藏佛教進行了空前絕後的鎮壓，從松贊幹布時代開始傳入西藏的佛教，經過三百來年的經營所形成的西藏佛教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朗達瑪之所以滅佛，從根本上來說，則是以佛、本為中心的達磨時期的權力之爭。在西藏佛教初期，與本教的宗教鬥爭對於西藏佛教來說是難以回避的。從此以後，以宗教為核心，以獲得政治權力為目的的鬥爭，直至達賴喇嘛制度的確立，仍然反復不斷地進行著。

九世紀中葉，由於朗達瑪及其同夥的滅佛行為，使當時已經踏上興旺之途的西藏佛教陷入了幾乎潰滅的境地。大約一個世紀以後，它又逐漸走上了復興的道路，從而揭開了所謂後弘期佛教。

復興之初的佛教，在內容上，由於朗達瑪滅佛的嚴重損傷尚未消除，還不能達到佛教原本的純粹性。特別是在教義的內容方面，處於一種主要是吸取密教的咒術要素，幾乎不能顧及顯教的狀況。當時，為了恢復佛教原有的面貌，也就是為了真正的復興西藏佛教，於是請阿底峽入藏。

2、阿底峽入藏

阿底峽入藏後，他在西藏享有很高的聲譽，他的教學延續不斷，被弟子們所繼承。以他為祖師的噶丹派的教義，成了大約三百年以後的黃帽派祖師宗喀巴改革西藏佛教的指導原理。

阿底峽（意為殊勝），是印度東部薩護羅國王之子，大約生於980年，因討厭繼承王位的世俗事務，而赴其他國家求師。以後，經過幾年的求學生活，二十九歲出家，並受具足戒，後來成為毗嘎惹瑪西那寺院的大長老。

阿底峽入藏之年是1042年，當時已六十一歲。他的弟子種敦創立了後來十分興盛的噶丹派。

阿底峽在西藏的傳教方法，既不是宣揚關於龍樹哲學的“空”觀的思索，也不是講述密教金剛乘的主張，而是對藏人講述簡單的教義，從非常淺近的日常生活中的德行進行說理。由於採用了這種傳教方法，他的佈道在西藏南部各地頗受歡迎，他在西藏的布教活動從六十一歲入藏到七十三歲去世，長達十二年。

如上所述，阿底峽在西藏的活動非常了不起，而且，在他的教學中並沒有滲雜密教的色彩，而是宣揚簡明的道德教理。阿底峽去世後，他的影響仍然長期存在，當時復興西藏佛教的氣運強盛，創立了許多所謂新的教派。

當然阿底峽最初學習的也是佛教中的密教，據雲通曉了曼荼羅。他學習的密教，當然不是其中極端化的，墮落了的東西，他自身也根據密教的行法，認為不能有貪圖淫靡享樂的想法。然而，他作為當時印度佛教的大學者，密教的造詣是很深的，因此，不能想像他會做出全面否定密教的行為，在他入藏前後這段時期的西藏密教，事實上已經極端化，對此他採取的是寬容的態度。總之，如果從阿底峽上述的到西藏的目的意識出發的話，自然不可能產生排除西藏佛教中的密教色彩的結果。當時西藏佛教中的密教特點還是得以保存下來。進而，這種密教走上了極端化的道路，後來，終於導致了十四世紀的宗喀巴改革。

3、宗喀巴中興

元末明初，因薩迦、迦舉兩派互爭權勢，真學實行的人日漸減少，顯密教法都很衰微。除少數大德以外，幾乎不知戒律為何事。對於密法，只知道亂受灌頂，偏修一部分教授，至於如何親近師長，如何守護律儀和三昧耶等，全不講求。此時具有卓絕見解整理弘揚佛教的，就是宗喀巴大師（1357—1419）。

宗喀巴，元至正十七年（1357）生於青海宗喀地區（即現在塔爾寺），十六歲進藏，學習《中觀》、《現觀莊嚴》學戒律，學《時輪金剛大疏》及一切密法。後來閉關專修，獲得中觀甚深空見。又受學阿底峽尊者傳來的菩提道次第教授。

自修見行圓滿之後，就作化他事。為整治當時戒行廢弛的流弊，首先提倡戒律，修行密法必須如法依止善知識，嚴守三昧耶戒，方有成就，著《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密宗道次第廣論》。六十三歲在嘎登寺示寂，大弟子嘉曹盛寶繼位十三年，以後由克主傑善祥繼位八年，流傳到現在，每代都有大德繼承法席。

這一派因為宗喀巴大師常住嘎登寺弘法，所以稱為嘎登派，又名格魯派。又因宗大師弘揚戒律，著黃色衣帽，於是稱為黃帽派，或簡稱黃教。

4、法王制的形成過程

眾所周知，“達賴喇嘛制---西藏的法王制”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僅僅存在於西藏的一種法王制。就西藏的歷史而言，自這一制度確立以後，即進入了所謂法王制時代，並以法王制為標誌，將西減歷史截然劃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時期。

作為歷史事實的“達賴喇嘛制”，是由紮什倫布寺的創建者根敦朱巴作第一代法王；由被認定為根敦朱巴轉世“靈童”的根敦嘉措作第二代法王；第三代法王索南嘉措於十六世紀末，被當時的蒙古王俺達汗贈予“達賴”（達賴喇嘛持金剛）的尊稱。其後，五世達賴羅桑嘉措時，又同樣從蒙古王固始汗那裏被贈於了西藏的主權，從此，才產生了真正名符其實，擁有政、教兩權的“法王制”。

第一個被贈予達賴稱號的三世達賴索南嘉措，他與俺達汗會晤並被贈予達賴稱號是1578年。俺達汗曾出兵西藏。俺達汗對索南嘉措贈予達賴的稱號，體現了他對西藏的政策。

5、蒙古固始汗聯合格魯派統一西藏並歸順清朝

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在西藏腹地、青海、內蒙古等地區進行了長期的旅行和弘法，為格魯派獲得蒙古各大部落的保護和支持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三世達賴喇嘛去世（1588年）之後，蒙古人聲稱發現蒙古阿勒坦汗的重孫就是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這一轉世得到了西藏當地格魯派和前藏領主政治勢力的認可，於是蒙古王（阿勒坦汗）的重孫被取名雲丹嘉措，被扶上了哲蚌寺的法臺，成為格魯派的教主。

西元1616年，28歲的四世達賴雲丹嘉措突然身亡，作為西藏歷史上唯一的一個蒙古族達賴喇嘛，四世達賴死得太突然且蹊蹺，而後作為其轉世靈童的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得到了蒙古人的周全護佑。

五世達賴生於1617年，當時的西藏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又被進一步分為青海和喀木（康區），實際在蒙古固始汗勢力的控制之下；西部被分為衛和藏兩部分，表面上是載達賴的統治下，實際上卻被藏巴汗控制，而他是信奉紅帽系的噶瑪派，而對格魯派採取了迫害措施，年幼的五世達賴岌岌可危。

西元1621年開始，蒙古部落軍隊為了保護年幼的五世達賴（時年4歲），開始與後藏軍隊（藏巴汗的軍隊）展開激戰。

此時，中央政權的最後一個封建帝國正在崛起，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

西元1637年蒙古和碩特部落固始汗的軍隊從青海出發，征服西康，一直打到雲南麗江。

西元1642年藏巴汗被蒙古人徹底擊潰並處死，於是西藏的世俗政權被徹底終結，五世達賴因此而成為全藏的最高統治者。蒙古固始汗攜達賴一起歸順清朝。

1644年，清軍入關，統一中原。自此，西藏正式回歸到中央集權的統治版圖。

5、西藏與清朝的關係

達賴組織與清朝的關係，大體也可以固始汗的死為界，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蒙古固始汗在世時，為了對固始汗的勢力進行牽制，達賴承襲與明朝的聯繫，也與清朝保持了密切的聯繫，但蒙古固始汗死後，這種聯繫卻明顯削弱。

1642年，達賴赴北京，贈清太宗皇太極“曼殊師利大皇帝”的稱號，1643年，皇太極薨逝，順治帝繼位。1644年，達賴應清朝的邀請再次進京，住西黃寺。

然而，固始汗死（1656年）以後，二者之間卻看不見這樣的往來。而且，1674年，即清聖祖康熙十三年，當雲南發生吳三桂父子謀判清朝事件時，桑結嘉措以五世達賴的名義為吳三桂說情，遭到康熙皇帝的斥責。

桑結嘉措為了對清朝進行反抗，一方面以向准噶爾蘭噶爾丹求援作為其武力依據，另一方面，為了完全掌握民心並以此作為後盾。桑結嘉措的這種努力從五世達賴圓寂後經過長達十二年的秘不發喪這一點已經充分表現出來。而作為清朝的方面來說，雖然知道五世達賴的死被隱瞞了，但隨著新達賴的出現，清朝對在蒙古和西藏出現的新的勢力感到擔憂。

所以，到1720年，即康熙五十九年七世達賴噶桑嘉措統治時期，清朝雖然將法王製作為統治上的權宜之計而讓其保存下來，但同時卻設置了駐藏大臣制度，這一制度大大強化了西藏對清朝的隸屬關係。

從以上縱向或橫向的線索著，法王制在西藏的形成過程，歸根到底，是統治上的需要，即作為力圖在西藏擴張勢力的各種政治勢力的一種權宜之計而允許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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