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的西藏（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况，决定和平解放西藏。于是，党中央通知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来商谈西藏和平解放的事宜。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阿旺松饶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拒绝和平谈判，并在西藏昌都一线驻扎地方军主力，想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最终不得不于1950年10月派解放军入藏，并率先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以高度的热情和极大的诚意，敦促西藏地方政权到北京来谈判。进行和谈的英明决策，受到西藏进步人士和爱国力量的支持。阿沛阿旺晋美等爱国上层人士均强力主张和谈，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终于接受了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2月，达赖喇嘛指派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带着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登增顿珠四人到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同年5月，中央和西藏地方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9月，西藏地方政府召开官员和三大寺代表大会，讨论协议问题。最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大有裨益应当遵照执行。随后,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愿意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家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班禅和地方政府也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协议的签订。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们解放军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解放后，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进步爱国人士开始全面贯彻执行协议，达赖和班禅还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上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团结的基础上，使西藏获得繁荣发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则当选为全国2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达赖喇嘛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也就是这一年，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的纪念活动。他到达印度后，立刻被内外反动势力包围。他们纷纷引诱达赖喇嘛留在印度，谋划西藏独立活动，达赖喇嘛和随行部分官员的思想马上出现了动摇。对此，中央政府和解放军早已作好充分准备，西藏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与反动分子进行政治斗争的措施。

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决策，宣告暂时不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给予西藏地方政府充分考虑的时间，待时机成熟再进行稳妥的改革。周总理在访问印度时，向达赖喇嘛传达了中央的决策，并针对其想滞留在印度进行独立活动的思想严正指出，任何危害国家独立、分裂西藏的活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此举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达赖喇嘛的立场顿时发生转变，并于1957年返回拉萨。

尽管如此，一直到220世纪50年代末，达赖破坏西藏和平的活动始终都没有停止，并先后指示亲信在昌都、丁青等地策动武装叛乱，甚至在山南成立叛乱武装卫教军，建立叛乱根据地，破坏国家的公路运输，包围和攻打自治区冲杯委员会在这些地区的机关。1959年3月，达赖终于撕毁协议，在拉萨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打死打伤我驻藏解放军和国家工作人员，走上叛国的道路。3月17日夜晚，武装叛乱失败，达赖带人仓皇逃离拉萨，越境抵达印度，在印度继续从事分裂国家、策动西藏独立的活动。

改革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作为统治阶级的农奴主、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极少数人，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及大部分牲畜。而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却没有土地、财产和人身自由。不仅如此，农奴还作为农奴主的私有财产，被随意进行买卖、转让、赠送和交换。农奴成年累月地辛苦劳动，却连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保障，还经常靠借高利贷糊口。

当时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的法律维护者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法典中明确规定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比如：上等的人，如王子和大活佛等人，他们的命价是和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农奴的命价只是一根草绳。在农奴制社会，广大农奴受到严重压迫和剥削，也曾进行过反抗，例如采取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甚至采取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却都遭到了失败，不得不接受剜目、断手、跺脚、抽筋、投水等极为野蛮残酷的刑罚。

叛乱平息后，党中央顺应西藏人民的要求，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使农奴们得以翻身解放，获得人身自由权利。中央政府还把农奴主占有的粮食、耕地等生活资料无偿的分给无地的农奴，使他们破天荒的有了自己的财产。

在旧西藏，地方政府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政权，达赖喇嘛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又是地方政府的首脑。在地方行政机构中也设有僧官，并且寺院想、在处理政治事务上享有特殊的权力。在进行民主改革时，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被取消，改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西藏人民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主人，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财产，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多是以前的农奴。在此次会议上，西藏自治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会议还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

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后，为了西藏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国家在自治区培养了大批藏族干部，并派许多藏族干部到内地进行学习和锻炼。在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部门中，领导职务大多由藏族干部担任，而且在旧西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也开始走向领导岗位。

在司法方面，西藏长期实行封建农奴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西藏的经济非常落后。比如农业生产方式，还停留在使用二牛抬杠木犁耕地的水平，有的地方甚至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粮食亩产量仅为80公斤。而且由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太弱，田里经常颗粒无收，牲畜大批死亡，牲畜的品种也已老化。当时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也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

实施民主改革后，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中央政府不仅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牧业的方针和政策，还从财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扶持。内地的兄弟省市也给予了大力支援，不仅调拨了许多援藏物资，一大批内地知识分子和干部学生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纷纷来到西藏。此后，西藏的农牧业水平明显提高，1966年粮食总产量就由原来的1.8亿公斤增加到3亿多公斤，牧畜从955万头发展到1800万头。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还对西藏的农牧民实行免收农牧税制度，并对农牧业提供免息贷款。同时，大力发展农田和草场基本建设，兴修水利，鼓励发展家庭副业，恢复原来的集市贸易。解放前，西藏没有农业机械和化肥，解放后内地纷纷向西藏支援化肥和机械，并提供了优质的良种和牲畜。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先进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西藏农业中的应用，促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平均亩产达到220多公斤。

以前，西藏没有现代工业。民主改革后，在中央和内地的支援下，西藏逐步建立了由建筑、电力、汽车修理、森工、制革、硼砂、煤炭等企业组成的工业体系，民族手工业也获得快速发展。

过去，西藏的能源供应非常匮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拉萨修建了电站，并投资建成了地热发电站。为了解决西藏燃料运输的困难，国家拨款修建了全长1000多公里的从青海省格尔木到拉萨的成品油运输管道，逐步解决了西藏的能源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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